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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返魅”对我们有何启示

2000-06-13 来源:光明日报 毛道维 我有话说

马克斯·韦伯曾把人类社会在近几个世纪中高举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旗帜,通过建立现代科学和实现工业化来涤荡一切非理性因素,同时也剥离了事物的丰富的属性,譬如人类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等过程称之为“世界祛魅”。如果借用“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来描述发生在工业社会中管理的演变和重要后果,我们发现,同时可以用“返魅”(reenchantment)一词来概括在工业社会后期已初露端倪的管理在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向。现代工业文明在创造自己辉煌的同时,剥夺了现代人的自决性、创造力和责任感这样一些人类的主体性特质,人甚至沦为大机器生产的异化物,这不仅激起现代人强烈的敌意,因而降低管理效率,而且损害了工业文明本身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管理的返魅”,即重新审视工业文明的意义,建立起一种恢复现代人的主体性特质的管理模式,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一直是工业社会中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一股“潜流”。这一“潜流”的存在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始终是工业社会中聚集管理思想的最具号召力的两面大旗,而分析方法则被认为是科学的和理性的方法。体现在管理思想中则是在理论化权力基础上建立组织并实施管理。在这里,理性是指有明确目标的组织行动和组织模式,除了被指定为完成某个特定目标的行动外,所有其他的行动都被排除在外。管理理性主义运动的后果是人成为完成指定任务的被动工具,人被“祛魅”而失去其主体性。科学主义之于管理最显著的特征是,运用分析方法对劳动和管理进行“分工和再分工”,通过不断分解把复杂的活动还原为最简单、最微小的组成部分,以此来提高效率。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尽可能减少工人的独立性和尽可能扩大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在管理“祛魅”的过程中,人被彻底地分解了,他们完全被视为由外在关系所决定的客体,要么被看作是被动的生产工具,要么被视为制度所决定的没有个人动机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管理“祛魅”的过程中,自始自终存在着“返魅”的潜流,早期捣毁机器的工人运动;1972年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因流水线的速度太快、工作重复、单调而没有意义举行的罢工,都表达了劳动者对“祛魅”的强烈敌意和反抗。马克思也许是最早对“祛魅”进行批判的理论家,马克思用“劳动异化”来说明机器这一劳动产物却反过来统治劳动者的现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鞭挞。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提出的“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可以看作是管理“返魅”的一种实践活动。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祛魅”的经济管理体制,所以,“鞍钢宪法”不可能在计划体制条件下普遍推行。

如果说“管理的返魅”在20世纪中仅仅是潜流涌动,那么,当21世纪的世纪之钟敲响之时“管理的返魅”将成为明显的潮流。事实上,20世纪最后的10年已出现了若干促进和加速管理“返魅”的因素和趋势:全球生产过剩的趋势;产品形成的决定权转移给消费者的趋势和加速这一趋势的“数字化革命”。由此对工业文明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大规模生产可能被大规模定制(MassCustomizatio)所取代,层次组织可能被网络组织和动态协作所取代。工业社会引以自豪的大规模生产,生产者以一对多的关系主导消费者,从而产生极高的成本效益。但是,生产过剩和数字化网络改变了一对多的关系和生产者的统治地位。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多个生产者对话,也就迫使生产者不断与顾客进行一对一的对话,确切了解他们的爱好并作出反应,大规模定制由此而产生,这是一种可以减少库存的灵活的方式。与大规模生产相比较,它有两大优势:满足顾客的要求和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大规模定制有很强的竞争力,用约瑟夫·潘恩的话说,任何能够进行数字化处理的东西,都能定制。大规模定制是生产者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链条末端交到消费者手中,使新产品增多,从而消费者消费得更多的方式。对员工来说,他们的注意力会从“上司、活动、任务”上面转向“顾客、结果、流程”上面。

在速度的竞争比成本和质量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条件下,那种把人视为“活的机器”,认为只需用命令的锁链和权力的绳索来聚合和维系的机械论管理模式和层级组织就再也不能适应新的竞争形势;那种把员工仅仅当作“经济人”、“组织人”或是“社会人”的传统管理观念已远远不够,速度的竞争需要员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判断力和创造力,因而必须要建立一种恢复人类主体性的“返魅”的管理模式,使每个员工都具有自我决定,创造力和责任感这样一些人的主体特质;因而也必须构建一种能改善信息交流,作业协作和知识学习状况的网络组织,以便能对迅速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作出及时的反应。

“管理的返魅”这一重要趋势对当今我国企业的启示是:1、不能因为我国目前仍处在工业社会就必须重蹈一遍管理“祛魅”的过程,而是要迎接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冲击;有必要借助于后发效应建立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返魅”的管理模式。2、不能因为国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改革就否定国企职工的主体性特质,例如将“主人翁”的思想和行动,重新填充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主人翁”的内涵。3、在国企战略性改组过程中,不仅要完善大规模生产形式,增强规模经济效益,而且要在有条件的行业推行大规模定制这一柔性生产形式,并且在减少组织层次的同时推进组织的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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